“新小说”与“想象共同体”

一、“新小说”与“想像社群”（论文文献综述）

王德威^[1]（2021）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刊》文中提出一、未竟的翻译与新小说的未来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停止连载他翻译的《佳人奇遇》。1898年10月,年轻改良派梁启超搭乘一艘开往广岛的日本军舰。舰长给他一部题为《佳人之奇遇》的书（1885-1897,共八册）,这是柴四郎（1852-1922）创作,十年前风靡日本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兴奋不已,据说在船上就开始着手翻译。梁启超与流亡在外的同侪合力完成第一册译本,题为《佳人奇遇》。译作于数月后刊登于《清议报》创刊号。

徐威仪^[2]（2021）在《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及中西现代性的差异也由此成为热门话题。本文选取海内外两位代表学者李欧梵与杨联芬的相关论述,通过现代性建构、冲突与理想三个角度对晚清小说的发生发展进行阐释。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从整体上梳理海内外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脉络,重点论述李欧梵与杨联芬在晚清小说现代性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在回顾已有成果基础上阐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着眼于晚清现代性在小说文本中的建构,论述现代性形成中时间与空间观念的发展。李欧梵认为晚清现代性体现为一种直线前进的时间概念和家国想象,杨联芬则侧重于理性和启蒙精神的阐发,指出晚清小说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功用。第二章考察晚清现代性进程在翻译小说中的体现,透视译文与当时审美选择之间的悖论关系。对于林纾的翻译小说,李欧梵的着眼点在晚清危机意识下的选择与动机,杨联芬则关注坚持使用古文对于打破“雅”“俗”界域的作用以及“误读”对于消除中西文化隔膜的重要意义。第三章以李欧梵对《环游世界八十天》《新石头记》和杨联芬对《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等文本的分析为基础,探寻晚清现代性在科学小说中的体现,解读文本展现的乌托邦想象与家国情怀。基于以上各章的讨论,本文认为,李欧梵与杨联芬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虽然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但都展示了现代性在晚清时期的萌芽和发展。本文在比较和总结两位学者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晚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重要过渡,其中表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和融合,对于我们今天处理本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丁燕燕^[3]（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认为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胡萱^[4]（2019）在《当代通俗小说阅读与市场运作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最大化地有效阅读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终极目标,也是通俗小说产生最佳社会影响和最多经济效益的直接体现。创作、传播、运作、阅读、效益,通俗小说创作就是一个市场运行的过程,其中阅读是主要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当阅读主体、阅读目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发生变化,通俗小说的市场运作也随之进行调整。本论文选择阅读的视角论述通俗小说创作的市场运作机制,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强调通俗小说批评的“通俗视角”。既然阅读是通俗小说市场运作的主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对之展开批评,就最能体现通俗小说批评的科学性和适应性。二是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但是从阅读的角度分析通俗小说的运作过程的成果还不多见,为本论文留下了创新的空间。三是刊载媒体转换迅速是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刊载媒体的不同自然带来阅读形式的不同,阅读形式的不同也就带来市场运作的不同。因此阅读方式的研究也就最能呈现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创作风貌。“纸读”指的是当代纸质通俗小说的阅读。当代纸质通俗小说的读者从市民阶层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但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运作延续了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运作机制,同时也受到西方畅销书机制的影响。当代纸质通俗小说市场运作的实质是本土化了的畅销书机制。“网读”指的是网络小说的阅读。网络小说的阅读从纸张迁移到屏幕,读者阅读速度加快、阅读进一步浅层化,在阅读的同时,读者还可以与作者进行即时互动。网络小说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付费阅读及其衍生的市场运作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后,网络小说的读者不仅花费时间阅读小说,还要消费金钱乃至情感,过度消费的读者已变身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粉丝”。网络小说的市场运作正是深植于粉丝经济,所有市场运作的具体行为都指向对粉丝生产力的充分调动。“手读”指的是电子游戏的阅读。电子游戏可以看作是“手读”的故事。相较于“纸读”、“网读”,电子游戏具有多重技术优势,游戏玩家可以获得比阅读小说更强烈的代入感,这是其他阅读方式无法比拟的。虽然游戏更充分地调动了阅读者的感官,但其生产程序是预先设定好的,阅读者能改变的内容十分有限。阅读者实际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其主体性被剥夺了。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创作相当繁荣,对之展开科学的批评是当务之急。从阅读和市场运作的层面展开研究,对通俗小说的价值评价能够提供科学的依据,对通俗小说构建健康、有益的社会正能量也能提供科学的对策。

张德强^[5]（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提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孙葳^[6]（2017）在《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传媒的迅猛发展,在传媒资本的驱动下,主要依托网络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类型文学迅速崛起,言情类型小说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型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论文对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通过对其生产方式、文本模式等方面的深度把握,力图揭示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时代症候与性别诉求,发现蕴藏在这种新形态大众文学中的新的文学可能。论文的绪论简要梳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网络文学如何完成了向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西方类型学理论、类型电影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以盛大集团为代表的大型资本介入文学市场客观上促使了网络文学类型化趋势,近五年来移动终端的参与又一次改变了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生态,类型文学完成了从免费到付费,从多种体式并重到以长篇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变化。第一章主要把言情类型小说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考察,简要追溯我国言情小说发展的历史: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到上世纪初“革命+恋爱”与海派言情,再到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与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流,都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第二章深度把握在资本、媒介、已有的文学传统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所呈现出的特定的文本结构特征。显然,言情类型小说在新世纪的海量作品呈现出高度类型化的文本特征,这体现在小说的时空体式、情节和人物设置以及话语风格等多个层面。无疑,文本结构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下青年读者情感结构契合,又表征了当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乃至性别权力等权力形态之间关系配置的变动。本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对一些典型文本的细读及特殊类型的剖析,力求揭示出言情类型小说话语中暴露出的个体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想像自我、认知现实。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主要是女性,本文第四章集中探究这一类型小说所彰显出的围绕性/别权力的抵抗问题。应该说,大多基于爱情神话的性/别抵抗是暧昧不清的,在爱情神话的虚饰下无法隐藏的又往往是对父权制的仰视与屈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言情类型小说中却潜藏着大量的男权中心主义视角,这与言情类型小说的固有的写作传统不无关联,也是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曲意迎合。作为一种主要由媒介资本操控的文学生产,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显然是症候式阅读的范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话语空间可能出现的对既有权力结构尤其是性/别权力机制的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显得如此微弱,但还是在话语戏仿、经典解构以及新媒体语境下读者的生产式参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本文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邝智良^[7]（2017）在《清末处境中的圣经接受:以《梦治三瘫小说》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发现的时新小说手稿,有助我们理解晚清基督徒对救国议题的思考和表达。甲午战争甫败,傅兰雅于《申报》《万国公报》及《教务杂志》刊登启事,征求以基督教语调针砭社会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小说作品,巴色会教牧钟清源的《梦治三瘫小说》为参赛作品之一。本文以《梦治三瘫小说》为个案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钟清源如何论述基督教与富强、救国的关系?二、在如是旨趣下,他如何接受与应用圣经?笔者发现,钟清源一方面透过《马可福音》2:1—12中的"瘫子",寓意地理解瘫子从屋顶被吊下一幕,引申出在华基督教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传教进路才能救国的观点;另一方面,当论及对三害的治理时,钟氏引用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创世记》在内的圣经经文,从处境出发对经文作出相应诠释与剪裁:强调吸鸦片为"罪"、视但以理为晚清官员模范、将妇道联系于女性作为"帮助者"的角色。

包中华^[8]（2016）在《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李劼人一生创作的作品为数不多,学术界对他的作品影响和价值认同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现代文学史中一些概念和问题的叙述却离不开李劼人。论文是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线索,以李劼人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为经,横向联系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问题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展开论述。第一章探究李劼人创作的“旧”与现代文学传统源流间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源流考察李劼人的早期文学创作,从文学思想、“人的文学”和现代性追求等角度,论述传统源流“旧”的因素对李劼人创作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价值。第二章现代文学由“旧”到“新”的发展过程,主要依靠域外文学的翻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现代文学思潮,从现代思潮的角度论述李劼人文学创作中“新”的渊源。通过自然主义、“大河小说”和现代文学的“史诗”品格等方面的论述,呈现李劼人和现代文学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第三章现代文学思潮的“新”从形式和内容上建构了现代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新面貌,通过论述李劼人创作历史叙事中的真实和虚构、虚构人物的叙事作用和呈现方式等,探讨这种历史叙事对现代历史小说发展的贡献和价值。第四章“新”和“旧”是随着时代更替而转换的,李劼人和现代文学作品的改写是在1949年后“新”的文学思潮影响下完成的。探究改写的内容和深层因素,对于全面评价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和书写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现代作家成长和活动的角度,通过对巴蜀现代作家的“出走”和“留守”、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学边缘地位等方面的论述,探讨李劼人创作的独特性和价值,在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中反思李劼人创作的得与失。论文希冀通过李劼人与现代文学传统源流、现代文学思潮、历史叙事、作品改写等方面的联系,全面论述李劼人创作的缺憾和成就、影响和价值。

王爱军^[9]（2013）在《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文中认为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是一幅颇具“意昧”的文学形式景观,它从“诗意化”趋向“写实化”的发展演变轨迹,彰显了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的一种特殊生命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又是与各个时期的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有着独特的“互文性”意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呈现出“诗意”的弱化趋势。即由五四时期诗意体小说的“诗词穿插”和“至情回旋”体式、书信体小说的“信笺嵌入”和“倾诉与倾听”体式、童话体小说的“新的幻想”和“童趣视角”体式,向30年代散文体小说的“叙事客观化”体式、传记体小说的“身份想象”体式、速写体小说的“场面展示”体式,再到40年代报告文学体小说的“事件拼合”体式、评书体小说的“说故事”体式、戏剧体小说的“冲突集中化”体式的位移嬗变。二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悖论镜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写实化”文体潮流中,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讲坛意体小说以及孙犁等创作的“诗意化”文本时有出现,然而,这类“诗意化”文体形式承载的却是“合理性”内容,或者是群体话语的凸显,或者是时代意识的溢出,它们彰显出现代小说“文体互渗”形式与内容的悖论镜像。三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特殊的主体精神。五四时期,人性觉醒的时代环境培育了主体“向内”张望的姿态,迫切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内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诗意见长的“讲述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诗性生命形态,即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与生命的超越。30年代以后,风云激荡的战时环境要求着主体走向“社会”,迫切书写“必然的新时代”,其外倾型的人格内涵呼应着以写实见长的“展示型”文体形式,昭示着主体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即清醒的时代意识、历史的必然性信念与审美教化功能。四是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互文着独特的文化内容。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无论是互文的“诗性”生命形态还是互文的“合理性”社会图式,它们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并受到这种“场域”的干预影响。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在文化“场域”的互动博弈中呈现出三重文化意蕴：一是践行着讲坛性观念的传统“和合”文化场域,二是融合着个性自适与伦理规范的“民间”文化场域,三是高蹈着启蒙功利性的“异质’文化场域。它们交互缠绕,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发生位移倾斜,从而以相应的“文体互渗”形式彰显出来。因此,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变迁形态便富有特别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昭示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现代性”历程,即由“抒情型”文体向“叙事型”文体,也就是由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多采用“内聚焦”叙事）向现代的“展示”叙述方式（多采用“外聚焦”叙事）逐渐与五四以后小说互渗融合的过程中,显示了中国小说不断趋于“现代”的品性。其次,能提供一种重述现代小说史以及现代文学史的理论依据,即可以根据这种发展规律来重新叙述和编撰现代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史,如可以诗意体小说等的发展变迁为纵坐标进行叙史,以不同阶段的文体差异性为横坐标观照各时期的主体人格、精神文化以及审美风貌,这是建构在小说“本体性”维度上的叙史方式,它超越了纯粹的主题叙史模式。

肖爱云^[10]（2012）在《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文中研究表明1902年梁启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60年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像,想像的风貌通过小说这种在晚清刚刚由边缘走向核心文体地位的特殊叙事形式予以展现,又通过报刊这种早期现代大众传媒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想像不但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而且中国文学宏大的政治叙事的的起源,是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再现的现代景观。

二、“新小说”与“想像社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小说”与“想像社群”（论文提纲范文）

（1）《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刊（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通俗小说阅读与市场运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论文提纲范文）

（8）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10）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小说”与“想像社群”（论文参考文献）

• [1]《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刊[J]. 王德威. 小说评论, 2021(03)
• [2]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 ——以李欧梵和杨联芬的论述为中心[D]. 徐威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当代通俗小说阅读与市场运作机制研究[D]. 胡萱. 苏州大学, 2019(06)
• [5]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D]. 孙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11)
• [7]清末处境中的圣经接受:以《梦治三瘫小说》为例[J]. 邝智良. 圣经文学研究, 2017(01)
• [8]李劼人与中国现代文学[D]. 包中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9]诗性的放逐：现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的文化阐释[D]. 王爱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7)
• [10]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J]. 肖爱云.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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